何澄平

 

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閩北大地，層巒疊嶂如凝固的浪濤，將光澤縣裹在群山褶皺里。這座倚著武夷山脈的小縣城，守著鷹廈鐵路穿境而過的便利，卻又困在運力緊張的無奈里——一張通往省城福州的火車票，是那時光澤人最翹首以盼的稀缺物。縣城里，躍進橋、勝利橋窄得像兩根繃緊的弦；武林路、文昌路坑洼不平的路面，被車輪碾出深淺不一的轍印，晴天揚塵、雨天泥濘，連自行車駛過都要顛得人手腳發麻。

1986年7月，我大學畢業，先到縣委黨校支教一年，后回到縣交通局上班。懷著能從事與所學專業對口工作的期待，我一腔熱忱踏入縣交通局的大門，自此一頭扎進這場與山路較勁、與閉塞宣戰的十年筑路征程。

 

 

初到交通局時，掌舵人是楊局長，還有一位雷厲風行的魏副局長。魏副局長是局里的技術“定海神針”，從公路的線型勘測、橋梁的荷載計算，到施工方案的優化調整，每一個技術環節他都親力親為。手里的計算尺和水準儀，就像戰士手中的槍，從不離身。我是局里為數不多的科班出身的年輕人，魏副局長對我格外上心，常把厚厚的技術圖紙攤在桌上，手把手教我分析地質數據、測算橋梁荷載。

兩位老領導都是在光澤交通戰線摸爬滾打多年的“老黃牛”，他們的辦公桌上永遠攤著泛黃的縣域地圖，上面用紅筆圈滿了待修的公路、待建的橋梁。那些密密麻麻的標記，像極了光澤人渴盼通路的焦灼目光。彼時的交通局，辦公室條件簡陋，幾張舊桌椅拼拼湊湊，墻上掛著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的標語，字跡雖已褪色，卻在每個干部心里熠熠生輝。楊局長常說：“光澤的山貨堆成山，可就是運不出去，咱們交通人，就是要砸開這山門，給老百姓蹚出一條活路。”魏副局長則在一旁補充，手里捏著鉛筆在圖紙上勾勾畫畫：“路要修得穩，橋要建得牢，技術上絕不能打半點折扣，這是對老百姓的交代。”

那時跑項目、籌資金，是刻在每個交通人骨子里的硬仗。縣里的林副縣長、黃縣長、劉書記，之后的陳副縣長、朱縣長、張書記，個個都是為了光澤交通豁得出去的 “拼命三郎”。他們深知，沒有上級的政策傾斜和資金支持，修路筑橋就是紙上談兵。于是，一趟趟往地區、往福州跑，成了工作常態。

去福州的火車票一票難求，運氣好時能擠上綠皮火車的過道，腿站麻了就輪流蹲一會兒，餓了就啃幾口干糧；遇上春運或者鐵路運力緊張，火車票徹底斷供，有時我們就擠上縣領導那輛灰白色的伏爾加小轎車。那輛伏爾加，是縣里僅有的幾輛公務車之一，車身蒙著一層洗不凈的塵土，褪去了往日的光澤，減震更是早就失靈。

 

 

參加工作三四年后，我褪去了初入職場的青澀，卻依舊帶著年輕人的沖勁和對專業的較真。有一次，分管交通的陳副縣長帶著秘書和我，乘著這輛伏爾加去福州爭取公路項目改擴建專項資金。彼時我二十出頭，正是意氣風發的年紀，也是第一次單獨跟著縣領導跑這么重要的項目，懷里揣著熬夜三個通宵才測算出的橋梁荷載數據和改造方案，手心一路都在冒汗。

車子駛上彎彎曲曲的省道，車輪碾過坑洼路面，車身就劇烈地顛簸起來，我們坐在后排，被顛得東倒西歪，腦袋時不時撞到車頂，五臟六腑都像翻江倒海。陳副縣長卻絲毫不見倦意，他靠著車窗，看著窗外掠過的連綿群山，忽然轉頭問我：“小何，你是科班出身，又在一線摸爬滾打了幾年，你跟我說說，這躍進橋、勝利橋改造重建，最大的技術難點在哪？”

我定了定神，把提前梳理好的要點一條條道來：“陳縣長，老橋的基礎埋深不夠，汛期容易被洪水沖刷；而且老橋的荷載標準只有汽 - 15 級，根本扛不住拉木材的重載貨車。重建的話，得把橋基往河床下再挖三米，采用鋼筋混凝土灌注樁，這樣才能抗住洪水沖擊，也能滿足后續縣域經濟發展的運力需求。擴建改造的話，就要對老橋的基礎進行加固，施工技術難度將更大。”

陳副縣長聽得認真，時不時點頭，還讓秘書把我說的要點一一記在筆記本上。“小何啊，”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語氣懇切，“咱們光澤缺的就是你這樣懂技術、肯實干的年輕人。路修得好不好，橋建得牢不牢，全靠你們這些技術骨干把好關。這次去省廳，你的技術報告就是咱們的底氣，你要放開了講，把咱們光澤的難處和決心都講透。”

 

 

十幾個小時的車程，沒有人喊累。陳副縣長和我們聊起光澤的過往，聊起山里的百姓因為路不通，只能背著茶簍徒步幾十里進城賣茶；聊起貨車因為橋不牢，只能在橋頭卸了貨，靠人力一點點扛過去。那些沉甸甸的故事，讓我手里的技術報告變得愈發厚重。我忽然明白，我們跑的不是項目，是山里百姓的盼頭；我們算的不是冰冷的數據，是光澤實實在在的未來。

每次到省城，為方便節省差旅費，我們都落腳在光澤駐榕辦。駐榕辦林主任是位神通廣大的“有心人”，常年扎根福州，積攢了不少人脈資源。每次我們風塵仆仆趕到，他早已提前對接好省交通廳、省公路局相關處科室，還細心備好詳細的對接清單。“你們在前方沖鋒，我在后方給你們搭橋。”林主任的這句話，讓我們這些奔波在外的人心里總是暖烘烘的。在駐榕辦的那些日子，我們幾乎“泡”在省交通廳、省公路局的辦公樓里。縣領導帶著我們，拿著《光澤縣交通建設規劃》材料，挨個處室、科室匯報。楊局長負責講述光澤交通的困境和修路的迫切性，魏副局長則主攻技術環節：從公路設計標準、橋梁結構選型，到工程造價精準測算，他講得條理清晰、數據翔實，手里的計算手冊被翻得卷了邊。我負責展示那些記錄光澤交通窘境的照片——躍進橋橋頭擠滿滯留的貨車，武林路的泥坑困住趕集的鄉親，山里的茶農背著茶簍徒步幾小時進城。有時遇到科室負責人外出，我們就守在辦公室門口等，一等就是大半天。餓了就啃干糧，渴了就喝自來水。駐榕辦林主任常笑著說：“咱們這是‘蹲點戰術’，只要能把項目拿下，這點苦不算什么。”

1992 年，是光澤交通建設的重要節點。這一年，楊局長到了退休年紀。臨走前，他握著我和魏副局長的手，指著墻上的縣域地圖說：“老魏啊，澄平啊，路要一步步修，橋要一座座建，沒能完成的事，就交給你們了。”新任王局長是位作風硬朗的實干派，接過楊局長的 “接力棒”，把修路的勁頭擰得更緊。也是在這前后，縣里領導班子調整，陳副縣長轉任陳副書記、朱縣長轉任朱書記。他們和歷任領導一樣，將改善交通置于縣域發展的重中之重。王局長常說：“老局長打下的基礎不能丟，老魏的技術把關不能松，咱們要踩著前人的腳印，把光澤的交通網織得更密、更牢。”

那些年，我們跑過的路、磨過的嘴皮，早已數不清。為爭取 316 國道改擴建資金，我們在省交通廳、省公路局的走廊里從清晨等到深夜；為推進 316 國道光澤和順段3.3公里新建工程，我們跟著陳副書記去南平地區匯報，頂著暴雨趕路，渾身濕透卻顧不上換衣服，魏副局長懷里的地質勘探報告卻裹得嚴嚴實實，滴水未沾。每一次項目審批通過的消息傳來，交通局辦公室里都會響起歡呼聲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憊和委屈，都化作了沉甸甸的喜悅。

1995年，316國道光澤段改造項目提上日程。單靠縣里自籌和省里支持遠遠不夠，必須赴北京交通部爭取項目資金補助。朱書記親自帶隊，我作為技術骨干隨行。這一次，為節省時間、提高效率，我們選擇坐飛機前往。此前，我從未坐過飛機，連機場都沒進過，得知消息時心里既興奮又忐忑。我們先乘那輛灰白色伏爾加趕到福州，駐榕辦林主任早已幫我們訂好機票，還特意帶我們提前熟悉機場流程。候機時，我攥著那張薄薄的機票，手心直冒汗。朱書記見我緊張，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澄平啊，咱們坐的是飛機，可心里裝的還是光澤的路。等把資金拿下來，咱光澤的路就能飛得更快。”

 

 

飛機起飛的那一刻，機身一陣轟鳴，我的心也跟著懸了起來，緊緊抓著座椅扶手不敢松開。透過舷窗往下看，福州的高樓漸漸變小，閩江像一條銀色帶子蜿蜒在大地上，那些曾經讓我們顛簸數小時的山路，此刻都成了地圖上細細的線條。兩個多小時的飛行轉瞬即逝，比坐火車快了整整三十個小時。即便身處云端，朱書記也沒閑著，她拿出 316 國道改造的可行性報告，和我一起逐字逐句推敲，生怕匯報時漏掉任何一個關鍵數據。到了北京，我們住進簡陋的招待所，每天天不亮就往交通部跑。人生地不熟，就靠著一張地圖問路；對接的部門層級高，就一層層遞材料、做匯報。朱書記憑借務實態度和對光澤發展的拳拳之心，打動了交通部相關領導；我則拿出提前準備的技術圖紙和測算報告，從公路路基處理、彎道半徑優化，到橋梁荷載標準、抗震設計，一一解答領導們的疑問。拿到補助資金批復文件的那一刻，朱書記和我相視一笑，眼里都泛起了淚光。這筆資金像一場及時雨，為316國道光澤段的改造注入了強勁動力。返程時，我們依舊選擇坐飛機，這一次，我不再緊張，看著窗外的云海，心里充滿對光澤未來的憧憬。

從1987年到1997年，十年光陰彈指一揮間。在歷任縣領導和交通局兩任局長的帶領下，在全縣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下，光澤的交通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昔日狹窄泥濘的武林路，變成了寬闊平坦的水泥路，兩旁商鋪林立；曾經搖搖欲墜的躍進橋、勝利橋，化身堅固的鋼筋混凝土大橋，車流不息；316國道光澤段順利改造，更讓光澤打通了通往外界的“主動脈”，山里的木材、茶葉、筍干終于能順暢運往全國各地。

如今，每當想起在光澤的十年筑路時光，那些人、那些事依然清晰如昨。楊局長的囑托、王局長的干勁，魏副局長伏在圖紙上專注的身影，陳副書記殷殷的囑托，朱書記等領導奔波的足跡，那輛載著我們闖過無數山路的灰白色伏爾加，還有第一次坐飛機時的忐忑與憧憬，以及林主任在駐榕辦忙碌的模樣，都深深鐫刻在我的記憶里。他們是光澤的“筑路人”，也是這片土地的“拓荒者”，憑著一腔對家鄉的熱愛，在崇山峻嶺間鑿出了一條條希望之路。